Jonathan A. Silk在去年第15期的「印度哲學佛教學研究」之中發表了一篇專文，題為「The indian buddhist Māhadeva in Tibetan sources」。
Jonathan在文中翻介論及大天之西藏文獻，主要目的是在研究不同文本之間的相互影響，但其中譯介的資料對於大天五事之研究亦有許多參考價值，其文中譯介了清辯（Bhāviveka）的《思擇焰（Tarkajvālā）》，此是保存於西藏文獻中有關大天五事較早之紀錄，試將其英譯的《思擇焰》段落中譯如下：
又，有人說佛滅後一百三十七年，難陀王與Mahāpadma在藍氏城（Pāṭaliputra）召集了聖者們的聚會，當這些聖者獲得解脫不再有任何執取，聖者摩訶迦葉（Mahākāśyapa）、聖者Mahāloma、Mahātyāga、Uttara、Revata等成立了由獲得無上智慧的阿羅漢所組成的僧團。當他們如此聚集起來時，邪惡的摩羅（Māra）化身為跋陀羅（Bhadra）來反對他們。披上僧人的偽裝，他施展了許多驚人的魔法，並且提出五個觀點，因而造成僧團的分裂。長老Nāga與Sthiramati皆非常好學，讚嘆這五個觀點……他們宣稱這些觀點是世尊的教法。兩個宗派（Nikāya）因此分裂，分別為上座部（Sthavira）與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。因此僧團因為爭論而分裂持續了六十三年。
又，牛住部（Gokulikas；又稱雞胤部）分裂出制多山部（Caityaka）。一位遊方外道大天（Māhadeva）出家住於制多山（Caityaśaila），當他宣說大眾部的那些事，制多山部就產生了。
之後的布敦（Bu ston）在其《佛教史（Chos 'byung）》亦循此傳統敘述此事，而蔣央協巴（'Jam dbyangs bzhad pa）在其《大宗義（Grub mtha' chen mo）》之中稱此為正量部（Sammatīya）的傳統。
於清辯的敘述可看出所謂的「大天五事」原倡者另有其人，另早於玄奘譯介論及大天事件之《異部宗輪論》入中土之前，五世紀初秦代失譯本《十八部論》提及倡言五事者為「能、因緣、多聞」，稱此三位比丘「說有五處以教眾生」；真諦也大約在六世紀中葉譯介了此論（《部執異論》），其譯文中提及五事的倡言者僅說「共說外道所立五種因緣」，這與再百年後玄奘的譯本已有落差，玄奘譯本在此處就直陳「四眾共議大天五事」，推測或許是受其譯介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之影響，因為在《大毘婆沙論》中論及大天之時似已妖魔化大天，先將三無間罪戲劇性的冠於大天頭上，再宣稱此大天倡言「五事」而導致教團分裂，玄奘或許是在譯完《大毘婆沙論》之後，於此前理解之下再譯介《異部宗輪論》，因此很自然的就將原文中倡言五事之外道認定為大天了。
由文本的交叉比對可推知，佛滅百歲後「五事」是常被爭論的母題，而此時之倡言者絕非法阿育時期之大天，且法阿育時之大天為上座部比丘，又如何會「宣說大眾部。五種執異」？
2009.09.02
